毛泽东的求学之路

文/赵叶惠

2021年10月

(根据录音整理)

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雄才大略、丰功伟绩举世公认，传之千秋。他的成就与童年、青少年时代的学习密不可分。通过孜孜不倦、百折不回的学习历练，他积累了丰厚的学识，开阔了眼界，磨炼了意志，锻炼了胆识，陶冶了情操，并自觉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一、求学经历：曲折丰富

毛泽东从幼年识字发蒙开始，从韶山、湘乡到长沙，先后报考、就读过17所学校(私塾)，其经历曲折丰富，可分为四个阶段。

一是发蒙(识字)阶段，从1896年春至1902年春。1893年12月26日，毛泽东诞生于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，字咏芝，后改为润之。两岁时因家贫，父亲毛顺生出外当兵谋生，他被寄养在相邻的湘乡县唐家圫外祖父家，一住六年，到八岁时才离开。毛泽东的外祖父文绵薰、外祖母贺氏，育有三子，均住在一起，有孙辈20余人。文家以耕读传家，家风淳厚，家境富裕，有水田140亩，牛十多头，房屋90余间。年幼聪颖的毛泽东的到来，文家十分看重和爱护。七舅文玉瑞收他为干儿子，将他与文家子侄一并排行，毛泽东排在第23位。虽然离开父母寄养，但毛泽东在文家得到长辈的厚爱，与表兄弟姐妹相处融洽，受到了文家良好家风的熏陶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在这里接受了启蒙教育。文家建有蒙馆，由文玉钦(毛泽东八舅)执教，主要教授文家子弟。文家蒙馆在方圆百里十分有名。毛泽东聪慧好学，识字又快又准，深得八舅喜欢。

二是私塾阶段，从1902年春到1910年春。1902年初，毛顺生解甲归田，即把毛泽东接回韶山。毛泽东开始了其自称“六年孔夫子”的韶山私塾学习经历：1902年春至1904年秋，在南岸下屋场私塾学习，师从邹春培;1904年秋至冬，在关公桥私塾学习，师从毛咏薰;1905年至1906年秋，在桥头湾、钟家湾私塾学习，师从周少希;1906年秋至1907年秋，在井湾里私塾学习，师从毛宇居;停学近两年以后，1909年秋至冬，在乌龟颈私塾学习，私从毛简臣;1910年春夏，在东茅塘私塾学习，师从毛麓钟。毛泽东头脑敏捷，由于在文家蒙馆已有一定的学习基础，相比才入私塾的同学，更显得头角峥嵘，在课堂上有“省先生”之称。他生性活跃，不喜欢古板沉闷的教学方式，常给私塾老师出难题，令有的塾师十分头疼。如1904年春天，毛泽东趁邹春培老师外出，违反规定，带同学游泳。邹老师发现后十分气愤，要责罚毛泽东。毛泽东说，老师你不能责罚我，因为春天游泳是孔夫子同意的，您本来应该带着我们游的。遂高声朗诵《论语.先进篇》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,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夫子喟然叹曰，‘吾与点也。’”老师无言以对，恼羞成怒，遂向其父告状，说：你的儿子本事大，我教不了。父亲气愤，要责打毛泽东。毛泽东不服，逃入山林。父母亲友找了三天，才把在山林里已迷路的小泽东找回来。事已至此，父亲没有再责打他。几十年以后，毛泽东回忆这段往事，风趣地对人说，“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”，“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，给了我深刻的印象，这次罢课胜利了”。1907年冬，毛泽东停学了。其父认为，儿子已经读了几年书，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就可以了，再读下去也读不出什么名堂，不如跟着自己务农做生意，今后发家致富靠得住些。毛泽东虽然被迫停学，但并未停止对知识的追求，他到处借书读，凡是在韶山冲能借到的书都借来读，连祠堂的族谱、和尚的经书也读。这期间，毛顺生因生意纠纷与人打官司输了，损失很大。毛顺生认为，输官司的原因，是因为别人欺他没文化，在订合同时挖了坑，今后要不被欺辱，改变家庭命运，非让儿子多读书不可。经过认真比较，1909年秋，他把毛泽东送到在县衙当过师爷的毛简臣私塾学习，嘱咐儿子好好地向老师学习如何打官司。只是毛泽东对打官司毫无兴趣，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又转到当过县丞的韶山老秀才毛麓钟门下求学。“六年孔夫子”的学习过程，毛泽东虽然不喜欢学究式的教学方式，但他对知识有一种本能的追求，较为系统的学习了儒家经典，打下了传统文化知识的良好基础。

三是新式中小学和报考专业学校阶段，从1910年9月至1913年3月。1910年9月，经舅舅文玉钦和表兄文运昌等人劝说，毛顺生决定送毛泽东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。学校以《求学言志》为题考试，毛泽东“交卷在前，发榜列首”(文运昌语)。东山高等小学堂原名东山书院，东山精舍，乃太子太保、首任新疆巡抚、有飞将军之称的湘乡人刘锦棠捐资倡议，县内士绅共同捐资创建，于1895年建成投入使用，1906年更名为东山高等小学堂。此时的东山高等小学堂“得全国风气之先”，推行新式教育，开设国文、格致、地理、音乐、体育、外语等课程，其影响及于省内外。学校本来只限招收本县生员，之所以破格招收毛泽东，既有文家游说的原因(文运昌已在此就读)，更是因为毛泽东应试一鸣惊人。据文运昌回忆：“新生揭榜的晚上，教职员一起聚读，元甫校长说：‘前日考试的新生毛泽东，定是一建国人物。’争看试卷，大家称赞。”东山高等小学堂为17岁的青年毛泽东打开了全新教育的窗口，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习之中，开启了人生崭新的航程。在这里学习一年以后，经校长李元甫、老师贺岚岗等人推荐，毛泽东于1911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设在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堂(湘乡一中前身)。这两所学校的学习，对毛泽东的一生影响极大。1950年，毛泽东在接见同学周世钊时，无限感慨地说：“我是湘潭人，但受的是湘乡人的教育。”1955年，毛泽东在与同学谭世瑛谈话时说：“李元甫先生、贺岚岗先生、还有你父亲谭咏春，都是热心的教育家，他们是爱惜人才的!--没有他们，我进不了东山学校，也到不了长沙，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。”
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，推翻清帝统治的革命浪潮在全国风起云涌，毛泽东受到了强烈的冲击，他投笔从戎，加入了湘军。半年的从军经历，使他对军队的现状十分不满，深感前途无望，遂毅然决定退伍，继续向学。从1912年春开始。他先后在长沙报考了警察学堂、肥皂制造学堂、法政学堂、商业学堂、公立高级商业学校。在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学习一个月，感到不满意而退学。随后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高等中学堂(后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)，由于高等中学堂开设的课程有限，且学习的环境不佳，毛泽东认为继续在校学习不如自学。于是，他退学寄居于湘乡会馆，制订自修计划，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。

在这一阶段，毛泽东从闭塞的韶山冲走向湘乡县城、长沙省城求学，打开了新的天地，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知识，不断探索前进的方向。

四是师范学习阶段，从1913年3月至1918年6月。1913年3月，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。1914年初，第四师范合并入第一师范，毛泽东编入预科第三班学习，九月编入本科第八班学习，至1918年6月毕业。师范学习阶段，毛泽东如鱼得水，求学问道，学问精进，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，崭露头角，成为学校风云人物，毕业后自觉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。这个阶段，是毛泽东人生华彩的重要篇章，他后来多次自豪地跟人谈起过“六年师范”的经历。

二、求学方式：出类拔萃。

为了追求真理，钻研学问，完善自我，毛泽东不断探索，讲求方式方法，显示了非同一般的特质。

(一)志存高远。毛泽东立志求学，并且在求学过程中，他的志向在不断的调整、改变，实现了从追求出人头地、改变个人命运到追求真理、救国救民的飞跃。从他不同时期所撰写或改写的四首诗中，即可鲜明的感受到这种嬗变。1906年秋，塾师毛宇居指着屋内天井令毛泽东作诗，他即时吟成一首：天井四四方，周围是高墙。清清见卵石，小鱼囿中央。只喝井里水，永远养不长。他这时虽然只有13岁，但不甘像小鱼困在井里一样局促在私塾，希望有更适合自己成长的天地。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时，他有感而发，改写了明代首辅张璁所写的咏蛙诗以明志：独坐池塘如虎踞，绿荫树下养精神;春来我不先开口，哪个虫儿敢作声。所显示的气象已不同凡响。1911年秋，毛泽东受荐到湘乡驻省中学堂学习，父亲对此并不愿意，毛泽东决意前往，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月性和尚的诗给父亲以明心志：孩儿立志出乡关，学不成名誓不还。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山。表达他为了成就人生事业而义无反顾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和勇气，令人耸然动容。1915年5月7日，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，消息传到湖南第一师范，师生群情激愤，集资刊印《明耻篇》，毛泽东在封面题写四言诗一首，并签名。诗曰：五月七日，民国奇耻;何以报仇?在我学子!诗句直抒胸臆，言简意赅，直击人心。这首诗标志着毛泽东从个人的情感需求(成名成家)，转变到对民族危亡的关注，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并努力为之奋斗。这种质的变化在毛泽东身上发生，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!

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，把获得知识与追求真理相结合，互相促进，相得益彰。他经常说，丈夫要为天下奇，读奇书，交奇友，做奇事，做个奇男子，不能为个人的享乐蝇营狗苟。同学们因此送他雅号“毛奇”。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，“只将全付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，探讨既得，自然足以解释一切”，“十年未得真理，即十年无志;终身未得，即终身无志。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，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”，“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划粥”。1917年秋，毛泽东与同学张昆弟等游昭山寺，畅谈人生追求，他说：“西人物质文明极盛，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，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。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，是人生太无价值”，“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，以解经济问题，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”。在这里，毛泽东的眼光和胸怀从国内扩展到了世界。为了追求真理，实现理想，他决心矢志不移，奋斗终身。他作挽同学联：与其苟且偷生，生无足道;非为奋斗而死，死有余哀。他在日记中奋笔写道：与天奋斗，其乐无穷;与地奋斗，其乐无穷;与人奋斗，其乐无穷。

这种志存高远的境界，促使毛泽东学问精进，卓然独立。

(二)由博入精。毛泽东求知若渴，博览群书。韶山僻处一隅，可供阅读的书籍很少，他看到什么书都拿来“啃”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古典名著更是读得滚瓜烂熟。东山高等小学堂藏书和所订报刊颇丰，毛泽东第一次在这里过了阅读的“瘾”，尤其是对刊载康梁变法观点的《新民丛刊》等报刊十分着迷。1912年在自修期间，他断齑划粥，在省立图书馆大量读书，除了深入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外，广泛涉猎了十八、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书籍。他根据需要，积极向同学借书求助，充分利用时间学习。湘乡至今流传着毛泽东与萧子暲联对借书的故事。萧子璋有一本《世界英雄豪杰传》，他十分珍惜，不愿外借。毛泽东要求借阅，萧笑了笑说，我的书有三不借，无德的不借，无才的不借，我出联不能应对的不借。随即出了上联：目旁是贵，瞆眼不能识贵人。毛泽东应声对道：门内有才，闭门岂能纳才子。萧子暲既惊讶又惭愧，当即把书交到毛泽东手中。两人此后成了莫逆之交。1914年寒假将至，毛泽东向文运昌借了不少书报回家读，1915年2月24号，新学期伊始，毛泽东把所借书报还给表兄，并留下还书便笺：“书十一本，内《盛世危言》失布匣，《新民丛报》损去首页，抱歉之至。又，国文教科书两本。”1916年1月28号，致信萧子升，求借《甲寅》杂志两期。2月29日，又致信子升，将自己认为必读的77种书目开列出来，征求其看法。

毛泽东不断探求学习方法，他认为，既要有广博的知识，更要注重知识结构，明确学习重点，注重消化吸收、融会贯通。1915年6月25日，他致信湘生，谈了自己的体会：“从前拿错主意，为学无头绪，而于学堂科学，尤厌其繁碎。今闻于师友，且齿已长，而识稍进。于是决定为学之道，先博而后约，先中而后西，先普通而后专门。”1915年9月6日，他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肯定了曾国藩“演绎法”、“中心统辖法”的读书方法，认为学习国学要处理好通群经与精通一经的关系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毛泽东在师范阶段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史哲、社会学、伦理学等重点学科的研习之中，而对数学、美术、音乐等课程则不愿多花精力。例如，他曾精研伦理学，听讲《伦理学原理》作了12000字的课堂笔记，手抄10万字的《西洋伦理学史》七册。他不满足于阅读和课堂教学，注重和老师、同学一道探讨、研究学问。1915年7月，他写信给萧子升，谈到自己近年来的进步，“于书本得者少，于质疑问难得者多，苟舍谈论而专求之书，其陋莫甚”。在湖南第四师范时，他跟袁仲谦老师研习古文，袁老师嘱他精研韩愈文章，并将所藏的《昌黎先生文集》赠送以示激励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，毛泽东作文功夫精进，文风大变，得到袁老师首肯。黎锦熙老师在文字学方面造诣颇深。毛泽东认为，要学懂弄通国文，非在文字学方面下功夫不可。他经常与黎老师讨论文字学，1915年在四个月之内20余次造访黎老师，重点探讨文字学。对黎锦熙推荐的段玉裁所著《说文解字注》和《群学肄言.缮性篇》用心进行了研读。为了学好哲学，他还和同学一起成立了哲学小组，请杨昌济老师给予指导。毛泽东把结交好友、探究学问的视野从校内扩展到了校外。1915年9月，他以“二十八画生”之名在长沙各校张贴征友启示。并请在外校的好友帮助。9月27日，致信萧子升“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，少年学问寡成，壮岁事功难立，乃发内宣，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，至今数日，应者尚寡。兹附上一纸，贵校有贤者，可为介绍。”

(三)锤炼身心。在努力钻研学问的同时，毛泽东十分注重锻炼身体，磨砺意志，陶冶道德情操，使健身、修业、进德相互融合促进。

1917年4月1日，毛泽东在《新青年》发表了《体育之研究》，

系统论述了关于重视体育，提高全民体质的主张，认为“德智皆寄于体，无体是无德智也”，“身体坚实在于锻炼，锻炼在于自觉”，鲜明地提出，要“文明其精神，野蛮其体魄”。这篇一万多字的长文，凝聚了他对体育悉心研究的成果，也源于自己的切身体会。他自觉坚持锻炼身体，在一师期间，依季节变化，进行冷水浴，日光浴、风浴、雨浴、游泳，登山、露宿，长途步行、体操、拳术等各种体育活动。还自创“六段运动”体操。锻炼身体使毛泽东大受裨益。他致信黎锦熙说，自己身体不强，近因运动之故，受益颇多。通过锻炼，“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”。持久的锻炼，使他拥有了强健的体魄，为学习、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毛泽东认为，“体育之大效，尤在足以强意志”。因此，他锻炼身体，不仅是为了使体格强壮，更是为了磨练意志。他锻炼的力度和强度很大，在有的同学看来简直是自虐。他长年坚持冷水浴，冰天雪地里和冷水亲密接触。他从小喜爱游泳。到长沙读书后，他和同学好友到湘江游泳，相较于善泳的游伴，他在乡间颇为自得的泳技立刻相形见绌，且面对宽阔浩荡的湘江，顿感软弱无力。他决心练就过硬的游泳本领。在半年多的时间里，他持之以恒，勤学苦练，曾几次遇险，仍毫不动摇，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。后来回忆这段经历，他仍深有感触：“那时初学，盛夏水涨，几死者数，坚持到隆冬，终于成功。”泳技既成，毛泽东诗兴大发，赋诗一首，其中有句曰：“自信人生两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。”游泳，成了毛泽东终身喜爱的运动。凭借高超的技术和良好的体能，他在70岁时仍豪情满怀，畅游长江。

1917年暑假，毛泽东和萧子升步行游历了长沙、宁乡、安化、益阳、沅江五县，历时一个半月，行程900余里。他们身上未带一文钱，通过拜访、写对联送人等办法解决食宿问题。这种“游学”的方法，对于了解社情、丰富阅历、增长见识大有裨益，也有利于增强体能，提高身体的耐力。但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对于年轻的学生而言却绝非易事，没有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。他俩不畏艰难，咬牙坚持。游学回来，“身无分文，形同乞丐”，但收获是巨大的，内心是丰富而快乐的。1918年初春，毛泽东又偕蔡和森游学湘阴、岳阳、平江，浏阳诸县，历时半个多月。

1918年4月，好友罗章龙将赴日本留学，毛泽东以“二十八画生”为名赋长诗《送纵宇一郎东行》相赠，其中有句云：“丈夫何事足萦怀，要将宇宙看稊米。沧海横流安足虑，世事纷纭何足理。管却自家身与心，胸中日月常新美”，表达了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与管却身心、臻于美好并行不悖，互为促进的主旨。毛泽东在求学过程中，深感成大事业者必须陶冶良好的道德情操。他尊敬师长、友爱同学、热心公益，得到了一致的赞赏。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。进入一师以后，他和蔡和森、萧子升等经常一起讨论，如何才能“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”，“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”。这种讨论，据毛泽东在《新民学会会务报告》中说，达百次以上。他们认为，要扩展胸怀，陶冶情操，达成正确的人生观，不能仅靠个人的摸索，还要“集合同志，创造新环境，为共同的活动”。经过充分酝酿，一个全新的学生组织--新民学会诞生了。1918年4月14日，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召开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，毛泽东、蔡和森等十三人与会。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、邹鼎臣起草的新民学会会章，会章规定学会宗旨是：革新学术，砥砺品行，改良人心风俗。会员守则为：一、不虚伪;二、不懒惰;三、不浪费;四、不赌博;五、不狎妓。会议推选萧子升为总干事，毛泽东、陈书农为干事。不久，萧子升去法国留学，会务由毛泽东主持。新民学会成立以后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，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从追求个人道德修养到集合同志，将革新学术与砥砺品行相结合，面向社会，以改良社会风俗为己任，毛泽东的思想道德境界产生了质的跃升。

(四)勇于实践。毛泽东不当书虫、不读死书，他努力做到学以致用，热心服务学生和大众，积极投身社会活动。

1915年11月，毛泽东被选为省立第一师范学友会文牍(相当于秘书长)。学友会的宗旨是：砥砺道德，研究教育，增进学识，养成职业，锻炼身体，联络感情。文牍之职，毛泽东连任四届，他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，扩大了在学友会和师生中的影响。1917年10月学友会改选，毛泽东任总务(总负责)并兼教育研究部部长。他充分发挥学友会的作用，积极组织各种课余学术、体育活动。毛泽东不仅努力服务学生，而且主动走入工人、市民之中开展启蒙教育。学友会创办了工人夜校。毛泽东起草了招生广告，用的是通俗易懂的白话：“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?就是俗语说的，讲了写不得，写了认不得，有数算不得”，“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”，“教的是写信，算账，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。讲义归我们发给，并不要钱，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”，“我们为甚么如此做?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，想列位个个写得、算得”。广告由警察张贴在大街小巷显要处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应者寥寥，仅有九人报名。毛泽东分析原因，认为由警察贴广告，工人们本来对警察就有惧怕心理，不相信有不收钱能上学的好事，且多数工人不识字，也不会去看广告。找到原因后，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改变了方法，他们深入到工厂和工人家里，面对面解释、动员，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，只五天的时间就有一百多工人报名入学。毛泽东不仅在工人夜校教授历史课，还写学友会夜校日志，记载夜校活动，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等内容。

毛泽东面对不平之事，在危难之际，敢于坚持原则，挺身而出，匡扶正义。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原本规定不收费，但由于政府经费不能保障，校长张干遂提议并由省议会决定收学生十元杂费。这个决定遭到了学生的激烈反对，引发了驱逐张干的学潮。毛泽东是此次学潮的核心人物，他起草了《驱张宣言》，历数了张干办学无方、贻误青年的种种行为，以传单的形式在校内外广为散发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张干恼怒，决定开除毛泽东等十七名学生。毛泽东团结同学，毫不屈服，又得到杨昌济、王季范等教师的同情，张干只好撤销开除的决定，黯然辞职。1917年11月，毛泽东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。那时，南北军阀部队在湘潭交战，北洋军王汝贤部败退至长沙，约三千余人的溃军在一师以南徘徊。若让这些溃兵入校进城烧杀抢掠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毛泽东判断溃兵虽然人多，但群龙无首，又不知长沙城的虚实，不敢贸然行动，便以学友会总务的名义，迅速组织学生志愿军布防学校周围山头，联络警察分所，鸣枪射击，志愿军燃放鞭炮，摇旗呐喊。溃军惊慌失措，纷纷缴械。为了防止散兵游勇劫掠惊扰民众，毛泽东倡导由商会出资将其遣散，并以学友会名义组织妇孺救济会，援助因战事遭受困难的市民。毛泽东临危不惧、慷慨赴义、虑事周详的气度和作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师生赞叹：“毛泽东浑身都是胆!”。1918年4月，南北军队在醴陵一带进行拉锯战，为防不测，毛泽东组织以学生志愿军为基础的警务队，并任队长，带领同学们护卫学校。

三、求学成就，超凡脱俗

1916年6月，湖南一师组织学生开展人物互评活动，11个班430多名同学参加投票，考察学生的敦品，自治、文学、言语、才具、胆识六项，共评选出了34名优胜者，毛泽东总得票数47票，大幅领先众人，六项俱优，其中敦品、言语为单项第一，胆识得票为其独有。毛泽东关注时事，知识渊博，有“时事通”、“省先生”之称。他的文章有韩愈风骨，立意高远，切中时弊，常得老师激赏。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作文《宋襄公论》，谭咏春老师的批语长达两页半，其中盛赞：“视似君身有仙骨，寰观气宇，似黄河之水，一泻千里!”。省立第一高中的柳潜老师在毛泽东作文《商鞅徙木立信论》写下洋洋洒洒的批语，称赞文章“积理宏富”、“力能扛鼎”，赞许其乃“伟大之器”。毛泽东思想敏锐，勤于思考，具有很强的思辨和洞察能力。在韶山学习阶段，他在阅读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 《七侠五义》等传统小说的过程中敏感地发现了一种现象---传统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，侠士强盗，唯独没有农民，而农民才是传统社会的主体，他们长久以来被忽视、践踏。对此，毛泽东大为不平，引发了他对农民问题持久、深入的思考。后来毛泽东投身革命，一直对农民、农村问题特别关注，并作过许多深入的、著名的调查，写下了不少闪烁着思想光辉的调查报告。他担任中共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，国共合作期间，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，在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下，农民成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主力军。工农联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的主体和基础。通过对中日两国的比较分析，毛泽东断言中日必有一战。1916年7月25日，他致信萧子升，分析日本侵华大势以后指出：“二十年内，非一战不足以图存，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，欲完自身以保子孙，止有磨砺以待日本。”果然，刚过二十年，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，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、人民军队也秣马厉兵投入到了全民族的抗战之中。

毛泽东在一师期间已具备了高超的宣传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，有很强的凝聚力，从驱逐张干和护校行动中即可看出，他俨然成了学生的核心和领袖，老师和同学们由衷地信服、赞赏他。萧子升是一师三杰之一，眼界很高，他写了一部读书礼记《一切入一》，未请名流师长而是特地请毛泽东作序，可见毛泽东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非同一般。1920年1月，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病重弥留之际致信好友章士钊：“吾郑重语君，二子(毛泽东、蔡和森)海内人才，前程远大，君不言救国则已，救国必重二子。”

1918年6月，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。一师的学习经历为他日后大展宏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。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窑洞同斯诺谈话时说：“我在这里--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，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。”

毛泽东从学校大踏步走入社会，如鹰击长空，龙入大海，充分展示了满怀豪情和磅礴才气。他将新民学会成员扩展到学校以外，通过新民学会组织多批青年学子赴法勤工俭学。创办《湘江评论》并任主笔，主编《新湖南报》、任《大公报》特约撰述员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，阐发、宣传新思想、新观念，以引导舆论，改良社会风气。组织了轰轰烈烈的驱逐湖南督导、军阀张敬尧的运动，自省内至省外开展长达半年声势浩大的舆论声讨、罢课、罢市、请愿行动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、深远的影响，使张敬尧恶名昭彰，狼狈离开湖南。他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洗礼，成为最早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，1921年7月，他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，从此，致力于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、国家富强，开辟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纪元。